小站，镇名，位于今天津市南郊区，距大沽六十华里，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小站稻”的主要产地。
百余年前，小站一带是斥卤之区，海滨沮洳，积涝纵横，盐碱低洼，萑苇丛集，荒废不耕，土旷民稀。从清光绪元年(1875年)起，天津镇总兵、淮系盛字军统领周盛传率军开垦这一带土地，涤除积卤，拓荒辟田，兴修水利，栽种水稻，举办营田，招民领种，村镇日渐 兴起。光绪十一年周盛传病逝，其兄“总统盛字新军及前敌名营遇缺题奏提督前甘肃凉州镇总兵兼统盛字旧军”的周盛波继续经理小站垦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盛字军改调开赴中日战争前线，战斗中全军遭覆没，盛字军建制遂被裁撤。光绪二十二年设小站营田垦务局，招佃垦种，岁纳租课，军田转化为民田。本文仅就小站屯垦开创阶段(光绪元年至七年)的情况作一探讨。
一、屯垦梗概
缘起：清朝同治十年(1871年),“统带盛仁等营遇缺题奏提督广西右江镇总兵”周盛传，奉命率盛字军各营自临汾移驻直隶青县马厂，派员领兵修筑新城城垣及炮台，以固海防。因“由南洼东赴新城，向皆沮洳之地，本无坦道，夏秋水发后，猝难涸出，上年撤队回防，勇皆病涉。窃念卑部来往两地，岁以为常，莫若自辟一途，直穿湖洼海滩起垫大道，高出平地数尺，既利车骑，亦御冲刷。……乃令各营认定分地，取准直线，由老营墙外修起，递至新城”。自同治十三年二月杪兴工，仅用二十天时间，垫筑成一条“马新大道”,长一百四十华里。沿大道设军中驿站，其间每隔四十里设一大站，每隔十里设一小站，计大站四所，小站十一所。位于咸水沽迤南二十里，当时叫作北口子洼地的地方，有个潘永安坟地，地势较高，其西偏设的小站，就是今日“小站镇”的前身，小站镇也由此而得名。本文所谓“小站一带”,即以此站为中心，泛指东至与新城搭界的杨家岑子、邓家岑子，西至西小站，西南至韩姓碱場,西北至杨松口的孟家洼，南至港边，北至咸水沽，东北至泥沽，这一范围。
早在清同治九年，同治帝便命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在天津“察看情形妥 筹试办”水利营田。于是周盛传领兵修筑新城炮台的同时，于同治十三年在该城南门外“试垦万亩……获稻不下数千石”。同治十二年冬，周盛传曾自马厂至新城踏勘，见“津、静之交，俗称为‘南洼水乡’,今年悉已涸出，而弥望荒废百里，内外尽为石田，益慨然于土旷民稀，非可以卫津辅”,便有在此屯垦的构想，而圈定南洼水乡中的小站一带作为屯基，也是从盛字军移屯考虑的。
垦地购置：小站一带的土地，大都是斥卤之区，只是靠近咸水沽南部左近有小面积熟田。这一带土地的业主，每年或收刈草之利，略认草课；或寄粮于灶，熬制食盐；或认垦于官，交纳课税；或系海滩荒地，本无业主，又无粮差。正常年景，小站一带每岁输课“不过 一百二十九两四钱有奇”, “大率偶一输课，水至则免”。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收藏一件《盛字全军屯出图》,反映了小站垦区和新城垦区原来每块土地的名称、四至、田数、价格、业主姓名、业主家居地、购置手续完成的年月，条分缕晰。此图一堂八条，估计为盛字军营务处于光绪五年末绘制的。细检此图，作如下统计：
小站垦区和新城垦区总共购置土地为一千三百六十五顷八亩五分二毫九丝四忽八微(此数字与《周武壮公遗书》所载相符),总共发给地价大钱四万二千六百九十串零八百三十一 文。其中属于小站垦区购地总数为一千一百三十八顷六十三亩九分二厘二毫二丝四忽四微，计 发地价大钱三万五千零二十七串零二百文。小站垦区土地的原业主为家庭居咸水沽的四十三家，葛沽的十六家，杨家岑子的二十九家，邓家岑子的六家，徐家坨子的一家，汪家圈的一家，共是九十六家。另有无业主的荒地。小站垦地购置的手续完成的时间是光绪元年，其中 属于规划中的营地、引河所经地，均于八月初完成，其他则在十一月完成。属于新城垦区购地总数为二百二十六顷四十四亩五分七厘九毫七丝四微，计发地价七千六百六十三串零六百三十一文。新城垦地的原业主有的家居新城，有的家居葛沽。新城垦地购置手续完成的时间 最早为光绪元年八月初十月，最晚在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月。所购土地，分别给价，“咸 水沽至新填大道(即马新大道——作者注),每亩给津钱四百文。过大道以南，碱气更深，五里以内，每亩给津钱三百文；再过五里，则斥卤不毛，每亩给津钱二百文”。光绪元年七月初四日，周盛传调补天津镇总兵官，仍统领盛字全军，垦地购置速度之快与此有关。
盛军移屯：光绪元年二月，盛字军除马队留驻马厂外，各营移屯小站垦区。在位于潘永安坟地西偏之小站的北侧设“亲军营”,以亲军营为中心，按矩形布营盘二十座，即盛字营、传字营、老左营、新左营、右正营、右右营、中右营、中后营、中副营、中前营、前右 营、前正营、前左营、左右营、左正营、左左营、仁字两营、水师营，二十座营盘与新城炮台，遥连一片，南扼祁口，东控大沽，声气相接，以张远势。这些营盘，当盛字军被裁撤之后，发展为村子，有的仍以盛军老营名称命名，有的和老营名称有关，如今日仍然存在的盛字营村，传字营村，老左营村，正营村，东右营村，西右营村，仁字营村，前营村，后营村和南副营村等。
小站建镇： 新营地本是海滨沮洳，居人寥寥，铺肆不设，负贩绝迹，士兵购物需赴数十里外，稽察难用。为此，于光绪元年移屯不久，便在潘永安坟地西偏之小站东侧，亲军营之南侧筑城，建立了一个新的镇子，命名为“新农镇”,或称“兴农镇”,后来当地人习称为 “小站镇”。新农镇东西北三面设城门，城内设东西走向“行营买卖街”一条。尔后，迁民来垦区领种，新农镇便成为小站一带的贸易中心。同年，又以开屯兵勇，五方萃处，于是将新农镇西南二里许之泉神庙改为“新农寺”,供奉大禹、后稷、关帝，用以教化。寺内建“盛军屯田会馆”(即今日会馆村的前身),凡八十余楹房间，以为集事之用。每月初一、十五兵民来寺烧香祈福。每年三月二十八前后，七月二十八前后，分别做庙会七天，新农寺庙会成为垦区的贸易、娱乐场所，这一习俗延继至解放前夕。
兴修水利： 小站垦区水利工程是分两期进行的，第一期是引海河水，其主干工程如下：
先是于光绪元年开新农镇市侧至新城出海河的减河，计三十余里。又开新农镇至咸水沽海河右岸(即南岸。海河旧形)的引河，长二十余里，名为小闸子引河。光绪二年，接开减河下游，即于新城南坎开至西大沽出海河，长约三十里。又自新农镇南侧接开减河西至常流 庄，长三十五里。于是小闸子引河与减河在新农镇交汇，呈“〦”形。复于减河左右岸各开横向沟河，共六条，名为四丈河、五丈河、四合堂河、大公河、南双闸子河、中堂河。另开垦区环沟，在环沟东南端开大沟东通新城出海河，以泄咸水。以上为第一期工程的主干部分，于光绪三年完成，光绪七、八两年复挑宽挑深。
第二期工程是引南运河水。从南运河静海县靳宫屯河段右岸之九宣闸(马厂左近)起至常流庄掘减河长六十里，与第一期工程的减河衔接，直通距西大沽三里之三里坟出海河。衔接后的减河，从九宣闸至西大沽全长约一百五十华里，时称“靳官屯引河”,习称“马厂减 河”。光绪六年二月初兴工，同年四月二十日竣工。由周盛传统一筹划，天津道员吴毓兰、候补道员史克宽协理；由盛字军步队十一个营，铭字军(刘铭传部)步队十个营，古北口、保定、大名、正定、河间等防兵来小站练军的步队十三个营，共计三十四个营合力挖成。马厂减河引进南运河充足的甜水，对小站垦地拉荒刷碱起了决定性作用。至光绪七年，小站垦区与新城垦区垦熟之田合计“不下六万余亩”,其中新城垦熟之田仅占六千余亩。
屯垦性质及部分条例：盛字军为行战之师，此时为防兵，不是屯军。小站屯垦是防兵营田，或防兵屯垦，而不是屯军屯田。盛字军小站驻屯，兼耕与守，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其月粮、冬衣布花等皆由政府按例制供给，垦田所获，以裕军食，购置洋枪，创兴 街市。
盛字军小站屯垦，受田垦种是以营为单位。最大耕作单位叫“围”,一围为一里见方， 合地五百四十亩，内中除去开沟留路所占田一百二十七亩外，实积垦田四百一十三亩。又将实积田分为十六等份，每份田约为二十五亩，称为一田或称一份。垦治一田的计划投入 为：牛水车一辆，合时价大钱二十吊；车棚一间，合时价大钱十六吊；庄房四间，合时价大钱一百二十吊；车水造田牲口一头，合时价大钱三十吊；犁耙锹杠筐绳索全副，合时价大钱八吊；耕牛放喂需人工三名，需付工费大钱七十二吊，所需草粮合时价大钱二十吊六百文； 水涵木桥约计需费大钱十吊，即垦治一田计划投资约共需大钱二百九十七吊六百文。规定每营自打水车五十架，连同发给每营水车三十架，每营共有水车八十架。计划灌田，每牛车一架日可灌田二十五亩，或骡马车一架日可灌田三十亩。
稻种：目前尚未发现关于盛字军小站屯垦时所用的稻种的记载，但据小站镇会馆村昔日 领种垦田的后裔们讲，那时的稻种是“小红芒子”“大白芒子”,直到“七 七事变”前都用这两种稻种。这一口碑可能与史实相符，其中“小红芒子”,可以从两位清代诗人的诗作中依稀寻到一些历史线索。清代天津著名诗人华长卿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曾歌颂明万历二十九年汪应蛟在天津开屯所垦成的“十字围”,诗曰：“河水澄清红稻肥，田间燕子双双飞。葛沽遥接贺家口，土人相传十字围。楝花飞起吹红雨，辘辘声里噱桑扈。十围零落剩两围，插秧犹击鼕浅鼓。朝阳含露麦天秋，田水无声日夜流。近海人家善插莳，炎风五月尚驱牛。双港水车声宛转，蜻蜓飞起晴丝卷。何人置闸泄春潮，一弯沽水笼烟软。白玉塘边 碧草茸，遗址依旧水溶溶。土人千载利其利，举杯一酹汪司农”。复于道光十年写道：“十字围边古钓台，葛沽红稻花争开。渔翁补网花初落，时有香风扑面来”。清同治年间诗 人周楚良赋诗葛沽稻，曰：作粥葛沽稻粒长，汁掳晶碧类琼浆。三秋可惜无多获，只种东南水一方”。分析这三首诗作不难看出，从明万历二十九年至清同治间，葛沽产稻，这种稻子是红芒的，诗人称“葛沽红稻”。小站屯垦前夕，周盛传目睹葛沽“民习其利，自知引溉种稻，至今不绝”。明代黄省曾《理生玉镜稻品》香秔”条：“粒小而性柔，有红芒、白芒二种，七月而熟，曰香秔”。葛沽稻就是香秔中的红芒者，会馆村人称之为“小红芒子”。当周盛传小站屯垦时，不会舍却在葛沽引种有二百七十余年历史的香秔，反而栽种别的稻种，所以说会馆人所传盛字军小站屯垦时用的是“小红芒子”、“大白芒子”可能符合史实。由于纬度关系，大白芒子、小红芒子在小站一带芒种时节插秧，秋分过后十天左右开镰，比《稻品》讲的太湖一带的香秔“七月而熟”,约晚一个月左右。
募民领种： 军能垦而不能尽种，民能种而不能自垦。光绪七年，盛字军营务处设局，“募人领种，或富民认垦，或流民来归，或兼募南人为之倡导”,“光绪三、四年直隶水旱遍灾，八年安徽水灾”,直隶、山东、安徽到小站落户的人不少。特别是安徽农民给小站带来了先进的稻作技术，而盛字军士兵又多系安徽籍农民出身，这对小站一带成为稻作区起了重要作用。至今小站镇和会馆村仍有安徽人后裔约二十余户。自光绪六年十月至光绪七年十二月，盛字军营务处将距营盘较远的垦田，招徕民人领种，“领去上中下熟田共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余亩”,“每亩分别等则酌收大钱一百文、二百文不等。车屋等项，照时估计缴价给领。所收领费除分别发给各营弁勇藉偿劳勋外，余俱添作新城义学之用”。凡民人领田，盛字军营务处即发给局照，复由天津县衙门换发给田照，作为永远为业的凭证，以资安民耕种。
植树造林：自同治十二年起，自马厂至新城，沿新垫大道，“仿古人列树表道之意，每年购办树秧数十万、十数万棵不等，分段插栽”, “计自马厂营内外及附近各处自活之树约四十余万株”, “各营屯地多于田埂栽插，计自新农镇至新城上下一带又活有五十余万株， 总计百万株以外。……既多美荫，可以息肩，居者不苦炎蒸，无虑病疾，一也；柳枝柔软异常，河泄潮涨之时，斫置堤旁以御急浪，堤埂不致倾坍，二也；秋深叶落，删伐树枝，各汛 柴薪用之不竭，三也”。树木是农作物的生态屏障，造成垦区小气候，有利于保持水土，促进水稻的生长成熟。
二、小站屯垦成功的因素及意义
天津屯田，从能够确指的元朝武宗正大二年起，至清代同治年间，凡十数起。其中较有名的，如万历二十六年任天津登莱海防巡抚的汪应蛟，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天 津葛沽、白塘、何家圈、大任庄、双港、辛庄、吴家咀、官庄、东西泥沽、盘沽开屯十围； 明天启三年(1623年)在钦差巡抚天津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兼管粮食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毕自严、钦差提督学政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左光斗、钦差管理直隶天津山海关等处屯田安民事务太仆寺卿兼河南道监察御史董应举等人支持下，由河间府海防清军兼理屯田水利同知卢象观在天津城东南自寇家口、土城、陈塘、双港、马集、泥沽、葛沾沿海河右岸开屯营田;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天津镇总兵蓝理在天津城南、城东南自海关寺至贺家口开辟的“蓝田”,都曾一度确有成效，但是旋兴旋废。
周盛传在小站屯垦前夕，纵观前人屯田记载，踏勘明、清天津屯田遗迹，询问土著老农， 对前人畿辅屯田旋兴旋废的缘故有一个精辟的见解，他说：“历考畿省河道水利所以屡兴屡废，其难约有数端：一在经费。国帑岂能数颁，民捐亦难久继，则筹款难也，一在人工。雇之于官，则计方授值，为浮过多。派之于民，则闾左为虚，其势易援，则集众难也；……一在风水牵制。本河道应行之地，愚民以伤损坟脉妄肆阻挠，势家以吝惜田庐腾为浮议，致美利隳于一旦，大计阻于片言者何可胜道，则力排众撼以求济事之尤难也；盛传以为……尤难于久任。前明徐尚宝贞明、汪应蛟，皆以任事未久罢去，致抱志而不克竟行”。即前人畿省、天津屯田的失败，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除此之外，周氏认为技术方面的原因也相当重要。有鉴于此，周盛传为小站屯垦制定了以下方案并付诸施行：
第一，以盛字军及练军充役劳力，可不必通过地方官吏从民间雇工。
第二，通过李鸿章“札饬扬州粮台分局银钱所赐，将卑军来年米价酌提数成，于二三月内分批拨解，俾得通融挪办，俟秋收有获，即将籽粒分年抵还”，可不必依靠国帑和民捐 筹措经费。此项得到扬州粮台分局支持。
第三，圈定小站一带广阔斥卤之区为垦基，避免了势家富豪以侵占田亩、伤损坟脉为由妄肆阻挠，且利于大面积屯垦、兴修大型农田水利灌排网络。
第四，充分利用垦区邻近水源条件。前人天津屯田，或依傍海河，或依傍塘泊濠坑。塘泊濠坑水量少，早年无保障。引海河水，则靠潮汐顶托清水倒灌，水量也不充足，水质较咸。小站屯垦先是引海河清水，不久即开凿马厂减河引进南运河水。“南运河会漳河浊流， 本有‘石水斗泥’之喻，其肥尤可化碱而成腴矣”,周盛传这一认识颇符合科学道理。南运河受水之一的漳河，流经黄土地区，携大量泥沙汇入南运河。据有关单位测定，漳河流域的黄土，每吨含氮0.8—1.5公斤，磷1.5公斤，钾20公斤，这些有机肥是改良小站垦田盐渍土的良好条件。
第五，鉴于明清天津屯田在技术方面的缺点。周盛传对河渠、水闸的设计施工，对灌溉设备，予以足够的重视。举例如下：其一，周盛传认为前人天津屯田技术缺点之一， “盖缘 引水河规制大窄。海滨土质松懈，一遇暴雨横涝，浮沙松土并流入沟，惰农不加挑捥，不数 年而淤为平地”。汪应蛟的“十字围”,河沟深广只为各一丈五尺,而马厂减河，口宽十丈至十二丈，底宽四丈五尺至七、八丈，深八尺至一丈二三尺。挖掘的土除添作河堤外，其余皆距两岸十丈开外堆成副堤，成复式河槽，既扩大了容水之地，又防止主堤受涝水坍刷。其二，“海上硝土遇水则泻，非用三合土锤炼镶底丈余不足以御冲荡。闸板需置两层，则水不能过泥，亦易捞。前人建闸未尽如法，潮汐上下坍刷，日久必致倾圯垫淤，此闸洞所以易废也”。此为前人天津屯田技术方面缺点之二。水闸建筑的技术要求比开掘河道更为严格。为此，周盛传将水闸闸制放在水利工程的首要位置予以重视。周盛传制定的闸制，以咸水沽至新农镇之间的三孔石闸(宣惠闸)为例可知其一般：“其制：闸下，以七八寸径、丈余长槿木数百株，根用火炙，排列密钉，上覆三合土，厚五尺，再上以大青石版为海漫金刚。墙及两马头，皆用大青石、豆渣石垒砌；其外而以糯米汁调碎石子、蛤蜊灰(烧用天津南郊古代形成的贝壳堤的贝壳以代石灰——作者注),嵌使坚固；其内又用青砖掺砌龙骨，里层再以三合土镶成，厚至丈余，以御荡激。中孔一门，以大松木斫成，内外几二副；门上纽，扣缝门带四道，皆以外国四丈宽五分厚之铁条为之，每隔六寸便穿一孔；中纽，以钉螺旋穿贯，坚不可脱。其下门阈，全以生铁铸成，重四百余斤，下铺青石户枢，以铁梨木门之，上壁以大榆木固以螺蛳钉，上安铁管与门扇相纽合；门贴地处安小铁轮二，门阖之便如机应括，重虽千钧，一夫可任。启闭门之平面，以大木为檈，门间上下合缝，皆塞以橡皮，用木螺蛳钳之，熨贴周固，不泄纤滴”。由此可见小站垦区的进水闸、节制闸的闸墩、底板、岸墙(边墙)、翼墙、闸门和闸门启闭设备，在设计、用料、工艺规格上，是何等讲究。小站垦区所建的主要闸、桥如下：小闸子引河从咸水沽口南流一里建有通济桥，再二里建有问津桥，再六里建有宣惠闸，再十二里至新农镇建有肥兴闸和履丰桥。马厂减河经新农镇南侧东流十里建有观稼桥，又十五里建有福润闸，又十里减河分东、北两支，北支于南坎建有南坎闸，通流至新城出海河；东支为正减河，东下二十里至距大沽三里之三里坟建有东安闸，闸下即通海河。从新农镇南侧逆马厂减河西上迎溜十里至中堂洼建有富民闸。截止光绪五年末共建“大石闸捌道，小石闸六道，大木桥十道，小木桥五十八道及水槽阴涵五十九道”。并立章程，派汛兵专责修守减河及各桥闸，且随时查验水质以相应启闭闸门。其三，重视灌溉设备。自同治十二年冬季开始“仿造南式大小手摇水车六百余架，仿造葛沽骡车、牛水车一千八百架，造脚踏水车五十余架，风车五十余架”。另购买英国八匹马力“水车机器”四架,“每架价银二千二百两，进水管径一尺一寸，三四五六七八等月车水之时，日需煤吨许，每昼夜四梁灌田四百余亩，可抵水车一百二十架”。
第六，鉴于前人畿辅营田“皆以任事未久罢去，致抱志而不克竟行”,周盛传在光绪元年四月十八日呈李鸿章禀帖,力促李鸿章将小站屯垦情形“先行附片奏闻”,讨光绪帝旨意，以拒“浮议阻挠”。十一天后，李鸿章便在一具奏疏上附《防军试垦咸水沽一带情形片》。奏准。五月十二日周盛传便以“奉旨饬办”的名义公告被圈定界地的业主速赴营务处领取地价，不准无故拖延。这是周盛传精明之处。同治九年八月初三日(1870年8月29日) 李鸿章由湖广总督迁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握政治、外交、军事大权，在直隶总督任上历二十余年。同治九年十月同治帝命直隶总督“每年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冬令河冻再回省城”,天津有李鸿章的行辕。盛字军是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命周盛波、周盛传组建的淮军的一部，此时为“分防直隶保定天津海口护卫亲军”，小站屯垦为充裕盛字军军饷，购置新式武器,以强固盛字军实力。李、周二人的目的和利益是一致的。有李鸿章的直接支持，小站屯垦才得以持续近二十年之久。
小站屯垦成功的因素，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毓铨先生所言：“明末屯垦失败，周氏之建树成功，除历史传统及保守思想之障碍外，主事者事业心专，组织力强，讲求技术实际条件，又有李鸿章政治上之直接支持，似是重要原因。……促使其成功之因素缺 一不可，不然即使屯垦告成，恐被官僚界异己所排斥，更难免权豪所侵夺，而且官办事业难免官场诸弊，清末建设如汉冶萍公司等等之失败，均因之而不可救药”。这一论断，十分精辟。小站屯垦成功是各方面人物的共同努力，推动同一事物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的产物。作为这一屯垦的领导者、组织者的周盛传，虽然由办团练起家，投靠李鸿章镇压太平军、捻军，反对农民革命运动，但是其积极开发小站一带农业资源、兴修水利、传播水稻栽培技术的客观作用，当地人民群众还是给予肯定的，清末在会馆村所建的“周公祠”业已修复，“老盛军”屯垦事迹在小站家喻户晓。
小站屯垦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的成效超过明清历次畿辅营田，并且为此后小站一带成为我 国北方重要稻作区奠定了基础。今日作为人工栽培水稻地方品种的“小站稻”,已驰名中外，这和昔日小站屯垦有着直接的联系。
